从圣经看「生、死、葬、祭」
慕迪（Moody）说，他第一次主持丧礼时，想从耶稣的教训中找出丧礼的正确方式及内容。查考之后发现，耶稣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教训，「他只参加过一个丧礼，然后把丧礼解散了。」这是指拉撒路的复活。
慕迪的话给我快乐的共鸣及痛苦的孤掌难鸣。遗憾的是，共鸣往往来自不信者，难鸣之痛则出自信徒。
曾经写过一篇文章，里面强调「死不足畏，生不足羡」。保罗甚至说「死了有益」、「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好得无比」（腓一21、23）。而活人若不知戒之在色、在斗、在得；或是长期卧病，造成自己和别人的重担，那速死还好过歹活。我也批评基督徒和世人一样，贪生怕死；和异教徒一样，把永生当作一种肉欲享受的延长。结果，文章退回，主事者（德高年劭的老牧师）说：「不要讲这么多『死』，尤其不要讲死有时比生好；要多讲点福禄寿财喜的话。」我不觉得这位老牧师是少数。功名利禄的世界心，充斥著许多基督徒。我们不能任他们引人往错谬里直奔（犹10）。
倒是有些不信主的贩夫走卒，也许因为书读得少，不懂什么「复兴中华文化」或「神学本色化」。当我传福音时，他们虽然不接受，但会老实肯定一个叫他们极其羡慕的作法，就是基督教的丧礼十分干净，简单，不用花大钱。
华人最费时、费力和费钱的典礼就是丧礼。钱穆先生欣然承认，婚丧喜庆中，儒家最重视丧礼。宰我、曹操不想守丧礼，被孔子及后世儒家责备不仁。今天非信徒为死人作法、作七、请风水地理师、花车乐队、鞭炮锣鼓，不把活人累死，交通堵死，生态整死（大墓园）不安心。当然，比起埃及金字塔，印度活人陪葬，华人「不问苍生问鬼神（死人）」的作风，还是小巫见大巫（兵马俑也不小）。不过，基督教薄葬安民的作风，居然被开明前进的教会人士说「不孝」，应该恢复祭祖；真是开倒车。
我不知道其他宗教民族风俗，但以人性推之，基督教之外任何文明，恐怕都和埃及、中国及印度类似，是把丧礼看得极其重要的。因为他们一没有赦罪的平安，二没有复活的盼望，脆弱的心灵只好任由神棍、迷信欺骗摆布，以烧烧纸钱、纸房（台湾现有用真的，华侨早已有）等宗教仪式来换取虚假的安慰。
活人的信仰
不仅非信徒如此，神的儿女缺少信心时，丧礼也会繁复起来。以色列人到了埃及，学会异教风俗。埃及人为雅各薰尸四十天、哭七十天（创五十3），摩西、亚伦死在旷野时，以色列人旧习未脱，哭了三十天（民二十29，申三十四8）。不过随著渐进启示，对真理更明白，复活盼望更清楚，以色列人就愈来愈薄葬。
旧约几乎不谈丧礼。即使谈，也是为活人健康而非死人福利（民十九1l以下）。君王死了，一句「葬在坟里」（如王下二十一26）、或「与列祖同睡」（王上二10）便了。没什么「国葬」、「奉厝」等劳民伤财的大典。更没有「亚伯拉罕诞辰」、「摩西逝世纪念日」这些近乎偶像崇拜的节期。
基督教是活人的宗教，不是死人的宗教（参太八22，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」）。因为基督徒薄葬不祭祖而说基督徒不孝，显系无稽之谈。圣经要人孝敬，甚至不可藉奉献上帝之名，忽略对父母的供养（可七13，参提前五8）。可见神要人活时孝顺。人一死，子孙再做什么都没有用。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」，这话不也显示同样的思想，劝人行孝要及时吗？生时不孝，死后厚葬祭祀，那是伪善，不会「民德归厚」。
不仅对父母如此，圣经也要求基督徒珍惜在活人身上的每个作为。马利亚和约瑟都用香膏膏主。但马利亚膏活人，所做的是「美事」，普天之下都要记念；约瑟膏死尸，圣经责备他「暗暗的作门徒」（约十九38）。基督徒要专注来生（西三2；林后四18；罗八24），但来生的祸福荣辱，完全决定於今生是否信主爱人。所以，基督教是最实际的宗教，它不因来生废今生，反倒以今生定来生。今生不信不爱，死后就没有补救的办法。生死之界，连亚伯拉罕都不能越过（路十六26）。
基督徒不信人死会变鬼干扰或福佑活人，也不信活人能藉任何仪式活动影响死人。基督教顾苍生不顾死人。倡导本色神学、搞祭祖扫墓的人，常不肯面对圣经清楚的教训：死亡终结了人间一切的关系。死后，不论上天堂、下地狱，再没有今生夫妇以及其他人伦关系（参太二十二22-32）。基督徒以弟兄姐妹或肢体相称，并不论肉身的辈份。
爱人须及时
我很敬爱的一位高中老师在我留学时死了。回国后，同学知道我和他感情好，就常问：「什么时候去上老师的坟？」我一直规避，最后对他们说：「你们可以作证，老师生前，我非常关心照顾他。但人死了，任何事对他都不会有影响。我的时间力气只用在活人上，对你们也一样。」同学有的以我为怪。但大卫不正是在孩子活的时候切求，死了就沐浴吃喝吗（撤下十二16-23）？
在美国曾带著尚襁褓中的孩子参加过一位老师母的丧礼，大家含笑唱凯歌、含泪赞美主。有伤痛，但那是暂时见不到面、如同泪洒机场的伤痛，不是没有盼望的伤痛（参林后七10；帖前四13）。简单的丧礼（从死到下葬，不超过四十八小时），送别死人，激励活人，这不是比为死人劳民伤财好多了？
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爱德华滋（Jonathon Edwards）说：「我们易於把亲者的死看为灾祸临头，哀恸他们如今埋在幽暗的坟墓中……这乃是由於我们的软弱；其实他们是在幸福之境，享受想像不到的福分……他们在世时，纵令百事顺利，仍多有拂逆和忧患，但如今诸般困危横逆都告终结。」（《选集》，p.13I）信徒之死，是到乐境；我们当为他们高兴。非信徒之死，是万劫不复；难过也没用。厚葬是多余的，薄葬甚至非葬才好。
我把这经验告诉一位中国大陆留学生，他大吃一惊：「怎么让小孩到殡仪馆。那很不吉利啊！」我不禁反问：「亏你还是个无神论、唯物主义者。这么迷信啊！」其实不信主的人，管他无神不无神，都是迷信的。毛泽东（名义上无神论）、蒋介石（名义上基督徒）、许多华人科学家及权贵，也都很「本土」，深信堪舆命相。世俗化的基督徒也有各样忌讳。世俗化的大学和神学院中，关於送终、安慰将死的和未亡家属的课程，渐成显学。
当然，基督徒是劝慰之子，但我们应该用福音安慰劝化活人。接受福音信靠基督的人，不大需要其他的东西来减轻对死亡的忧惧（愈信愈不需要）。不接受的人，再多的慰藉，也是枉然。
非基督徒看死亡
现在我们触及问题核心：如何看死亡？非基督徒对此有两个看法：一个是提供死后极乐世界，来克服对死亡的害怕；另一个不诉诸宗教。我们要谈的是后者。
以彼古罗说，人怕死是因为以为死很痛苦，死后灵魂要受煎熬。他认为这是错误的。死毫无痛苦，死后也没有灵魂。死不可怕，它像无意识的睡眠状态。
以彼古罗错了。人怕死并不因为死很痛。人怕死的重要原因，是我们惧怕那种永远失去意识的状态。存在主义者Unamuno（乌纳穆诺）说：「我从小就不怕描述地狱恐怖的图书和文章。只有一件事真可怕，就是虚无（按，包括无意识）。」
斯多亚派的Seneca（辛尼加）主张，要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只有一个法子，就是常常思想它。不过要想得对，要提醒自己：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要安於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命运。人生像宴会和舞台一样。宴会结束了（该死了），客人就当知趣的退席；戏演完了，演员就当优雅的下台。拒退不下（怕死）的人不通情、不达理。
Spinoza（史宾诺沙）则说：「自由人不应思想死亡。他的智慧论生不论死」 （Ethics, LXVII）（有点孔子的「未知生、焉之死」之意）。
达文西和Condorcet（孔多塞，法国数学家与哲学家）、罗素这些理性主义者，综合Seneca及Spinoza，也谈死，不过从生论死。达文西说，人白天活得愉快，晚上睡得也安舒。生死类同醒睡，我们要尽量使自己活得愉快，死就不足惧了。
这话说来简单，但未免倒果为因。应先除去随时威胁我们的死亡阴影，今生才真能活得愉快。要人先快乐的活，因而不怕死，那并未解决问题而是不面对现实。面对或思想死亡，有几个人能像斯多亚派那样潇洒的思想死、不怕死呢？
存在主义哲学家和上述学者有异有同。同理性主义一样，他们鼓励人思想生，不过要思想生的荒谬；同斯多亚派一样，他们更要人思想死，不过是思想死带来的虚空。
维根斯坦在维也纳的时候，该地的知识份子和作家Karl Kraus、音乐家Mahler、 Schoenberg，前卫派建筑师Adolf Loos，都有华格纳「诸神的黄昏」之气质。他们感觉，欧洲文明、历史要崩溃要结束了；人类除了等待灭亡外，只有一条路好走：「自杀」（梁启超游这样的欧洲，才会写出《欧游心影录》那样东风压西风的文章）。
人生的目的是自杀。这不是悲观主义充斥的维也纳才如此。柏拉图就说过，哲学即学死；叔本华也说，人生如拚命的驶舟前进，经过无数的狂风大浪，克服一切危险后，却在死之礁石前，全舟粉碎。海德格跟著说，人生以死亡为目的。维根斯坦的三个兄弟，接受当时一位犹太作家Otto Weininger在“Sex and Character”书中的建议，自杀身亡。Weininger自己在贝多芬死去的屋子里自杀。维根斯坦没走上此路，不过他激赏Weininger及Spengler（史宾格勒）的《西方的没落》。他说：「哲学家的光环，消失在这个文化颓丧的时代中。」
自杀的论调，我觉得在中国文化中是罕见的。中国思想中有看破生死的（如庄子），但极少讨论及鼓吹自杀的（忠君爱国而死不算自杀）。凡夫俗子更是以长寿为鹄的。也许中国苦难太多，愈苦愈要活下去，不会想「自杀」这种「古怪」的事。
基督教当然反对自杀，说死是咒诅、坏事。不过鼓吹自杀的西方人有一点是对的，就是显示出：没有神的人生没有意义。
延寿而不除罪？
哲学家和宗教家提出面对死的办法，恐不如科学家的办法实际。科学家走的是秦始皇的路：找出不死的仙丹。可是这个最实际的办法，大概也是最不理想的。因科学家（及千千万万求长生不老的人，包括许多基督徒）忽略了叫人最痛苦的，是罪不是死。
死不是最坏的事。不但不是，在人类堕落的状况下，死还有它积极的作用。看几个例子：
希腊神话的黎明女神Aurora（奥罗拉）爱上了英俊的凡人Tithonus（提同诺斯），但凡人会死，Aurora求Zeus（宙斯）赐Tithonus不死。Zeus答应了。Tithonus真的永生不死。可是Aurora忘了求Zeus使Tithonus青春永驻。於是Tithonus逐渐老化，眼瞎耳聋、头白齿落、面皱身偻、拄杖羸步、喘息而行，然而他不会死。死神不能近他。他得永远老化下去。最后女神关门，离他而去。
Prometheus（普罗米修斯）的遭遇是第二个例子。他因盗天火给人类，被处以极刑。极刑不是死刑：比较之下，死刑还好过些；极刑是被缚於石山上，每天有鹰来啄食内脏，但Zeus赋他不死之能，所以尽管天天痛彻心腹，却不会死。
对这两位人物而言：死实在不是最坏的；若苦而死不得，那才是最坏的。
第三个例子是王尔德的小说人物Gray（《葛雷的画像》）。他和魔鬼作了交易，能一直风流倜傥，凭著美貌青春，玩尽女人，伤尽男人。叫人又妒又恨。小说提醒读者，健美而心恶，可怕极了。
想一想，如果发明不死仙丹，毛泽东和千千万万的大小罪人（包括叫你受不了的老板、同事、婆媳、家人和我们自己）都不会死，继续犯罪伤害人并被罪恶伤害，那多可怕？地狱不正是这种求死不得，没有死来解脱痛苦的地方？（参启九6，「……人要求死，决不得死；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。」）。神让「死」临在罪恶的世界，固然是审判，但也有缩短痛苦的好处。
死不是最坏的事，复活和永生却不一定是好事。如果，复活的人一如往昔的自私自利，永生者习以为常的只顾自己，而这个世界又一直充满了细菌、病毒、天灾、人祸。那么，科学家即使提供延年益寿之道，也将是丑恶和罪孽的延续与扩大，而不是给人真幸福。
耶稣说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真的，如果天堂之门大开，人人可进（如某些乐观的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）；那么，天堂很快会变成地狱。因为自我中心的罪人，会用未曾重生的老我，把邪恶的心思言行，带到天堂而败坏天堂。永生不是延年益寿；永生是脱下旧人，穿上新人；用Dorothy L. Sayers（1893-1957）的话，“Eternity abolishes time, not prolongs time.”，就是「永恒废掉时间，而不是延长时间」。
死不是最坏的事，因著死亡，许多罪恶和痛苦都停止了。从环保生态来看，不易分解（不会死）如塑胶这类东西最有害。幸好有死亡，许多暴君无法不休止的伤害人。死这个坏东西，也有它的用处。这正是奥古斯丁反驳Manichean二元论所说的话：「再坏的东西，也有好处。」（Nonigitur potest esse malum, nisi aliquod bonum.）
死的确是可怕的仇敌。但在神全能的掌管下，最可怕的不是死，而是罪：「死的毒鈎就是罪」（林前十五56）。死是犯罪的刑罚，没有罪就没有死。不对付罪而想延年益寿，就算成功，也只是延长罪恶的痛苦。神给的永生，不是在罪中不断的生活，而是永远活出像神那样良善的生命。
可惜，世俗化的基督徒爱世界不爱神：死是离开世间，所以他们怕死；罪是离开神，所以他们不怕罪。甚至一听到死，就如丧考妣，觉得离世（死）见主，坏得无比。凡不专心跟随信靠主的人，都会因愈老愈怕死。而愈怕死愈无安全感，也就因此愈可怕。
孔子说老而不死是为贼，道尽不认识主恩者的情形。他们明知将因老死失去一切。但心有不甘，又不肯信主保平安，於是戒之在得，又贪得无厌——知道自己不讨人喜欢，又鼓吹后人要纪念他（祭祖）。非基督教文明葬礼的浩大，不信主者花时间精神在死人的身上，都清楚显示，唯独神赐生命，而且越发丰盛。神以外的，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」（约十10）。
主的门徒会愈老愈可爱，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」（林后四16）。我接触过不少的长辈。他们因信靠主而不自私，和蔼可亲，体贴晚辈，自己有平安，又把平安分享给人。
有一次，我同上面谈到的那位老师母的女儿聊天，我礼貌的问：「你常去母亲的坟上吗？」她答：「从来没去过。你是传道人还不知道，她不在那里吗？」中国人很难接受如此「不孝」的思想。但仔细想想，这不正是天使在主复活早晨那「荣耀宣告的回响」吗：「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……。」（路二十四6）为什么我们还在死人中找活人？为了可不可以火葬、丧礼如何才隆重，花力气时间呢？死不是我们要关心的事，活才是呀！这必朽坏的如何葬有什么关系？神要几块臭骨头才能叫人复活吗？小信的人哪！
这位不上坟的姊妹，是儿女中最孝顺的一位。母亲生时最受她照顾，在这个女儿家过世。她在教会最热心事奉，最乐意帮助人。这是真实的基督徒，她造福活人，没有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死人身上。
摘自《基督徒最后的试探》，雅歌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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