樹偶有黃葉：儒學大師錢穆為專制辯護
謝家寶/文
龍應台在《大江大河一九四九》中對錢穆南下香港，創辦新亞書院那段歷史，進行了極為煽情的描寫，讓錢穆大師的完人形象躍然紙上。然而，“謝家寶樹偶有黃葉”，縱觀錢穆一生為學、為人，尚有很多瑕疵。
一、狹隘民族主義 情緒化地矮化元、清兩朝
錢穆早年致力於考據學，受顧頡剛的賞識和提攜，後為學界接納。隨著中日衝突升級，國家陷入危難，錢穆拋棄考據學，另立門戶，宣揚保守史觀。他在代表作《國史大綱》中處處宣揚漢族政權優越論，滿是感情色彩地闡述對本國以往歷史的“溫情與敬意”。（據錢穆《國史大綱》，商務印書館1996年修訂版）
胡文輝在《現代學林點將錄》中批評錢穆這種情緒化史觀：“文化自戀的氣味未免過於濃厚”。（據胡文輝《現代學林點將錄》，廣東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）說得準確些，這是對漢文化的自戀，而對蒙、滿兩族政治文化較為排斥，屬狹隘的民族主義範疇。這一觀念貫穿錢穆一生的研究與著述中。
翻開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會發現，秦、隋、元三朝是缺位的。秦朝持續15年，隋朝持續38年，略去不講可以理解，但元朝持續了109年，制度上並非沒有改變，如創立行省制。錢穆先生只在討論清代政治時，用一頁篇幅略論元代，而分析的語言多有貶抑色彩。
錢穆寫道：“不論蒙古也好，滿洲也好，他們都想拿一個部族來控制政府，掌握政權。這種政權當然是私心的。所以這一種政權之下之所有措施，便不算是政治制度，而只好算是一種法術，一種控制此政權之手段。”（參照錢穆《中國歷代政治得失》，九州出版社2001年版）用現代政治學的觀點看，所謂制度就是指一組規則體系。蒙、滿的政權形式並非無規則可考，說其是法術不是制度，較為牽強。
《國史大綱》中元朝歷史所占比重較小，行文更為情緒化。如，“故元之諸帝，多不習漢文，甚至所用官吏，有一行省之大而無人通文墨者。因此其政治情態，乃與中國歷來傳統政治，判然絕異。”。對於元代行中書省的創立，錢穆先生批評道：“以便其分區宰割之私意。”
元史學者李則芬在《近人考據亦多草率》中，對錢穆的《國史大綱》提出了批評，尤其是元史方面，李認為錢穆太過疏漏。李則芬認為，元代並非如錢穆所說，皇帝不懂漢文，國家文治一塌糊塗。事實上，忽必烈精通儒學，曾親自考儒生的書法與背誦。忽必烈以下的諸皇帝、王子也都有名師指導漢學教育。如，仁宗師從姚樞、竇默等；成宗師從李謙、董文用等；武宗師從李孟等；仁宗師從李孟等；英宗師從王集、柯久思等；明宗師從吳直方等。（據李則芬《近人考據亦多草率》，收入《史學入門的警惕》，臺灣黎明文化1993年版）
元代的社會並非黑暗專制一筆抹殺，李則芬甚至認為，“元代不但不是一個黑暗時代，毋寧是中國歷史上難得的一個小康時期”，元代注重教育，學風沿襲宋朝，形成了“務實學，不尚空談”的風氣，元代的經書著述，私人文集與小說、戲劇，都達到了較高的水準。明代的很多學術成果多抄襲元代。（李則芬：《明人歪曲了元代歷史》，收入《文史雜考》，臺灣學生書局1979年版）
從錢穆矮化元、清兩朝的歷史可以看出，不難看出他在國家危亡時陷入了狹隘的民族主義中，略去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不談，單純從學術的角度講，錢穆的治學有失客觀、嚴謹。
二、為專制呐喊 稱中國傳統政治為民主政體
錢穆的保守史觀尚可從特殊的歷史背景進行理解，但錢穆對古代政治的論述卻出現了很多常識性的錯誤。胡文輝的評價相對中肯，錢穆“惟現代知識膚淺，而又好作中西文化比較，則往往信口開河，不脫五四時代梁漱溟、李大釗口吻”。（參照胡文輝《現代學林點將錄》）
錢穆在《中國傳統政治與五權憲法》一文中寫道：“中國傳統政治，既非貴族政治，又非君主專制，則必為一種民主政體……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。”（參照錢穆：該文收入《政學私言》，商務印書館民國34年版）他在《中國民主精神》一文中依然說，“中國傳統政體，自當屬於一種民主政體。”（據錢穆：該文收入《文化與教育》，廣西師大社2004年版）錢穆的這些言論顯示，他對西方的民主幾乎沒有明確的概念。
不僅如此，他對西方的政黨政治、憲政也缺乏基本的常識。在《中國傳統政治》一文中，錢穆寫道：“當知政黨政治，重多數輕少數，實在是重人不重法。傳統政治一向是重職權分劃，重法不重人……若論西方政府，在先並無像中國般詳明的職權劃分與法制細規之建立，政治變動性太大，遂產生近代政黨政治之要求。”（錢穆：該文收入《國史新論》，三聯書店2001年版）這等理解，膚淺之至。如對希臘民主、羅馬法律略知一二，錢穆先生大概不會發如此宏論。
錢穆的這些觀點一直遭到史學界的批判。徐複觀曾撰文《良知的迷惘——錢穆先生的史學》，痛批他的此種論點。徐先生認為，錢穆“所發掘的是二千年的專制不是專制，因而我們應當安住于歷史傳統政制之中，不必妄想什麼民主”。（徐複觀《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》，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版）
此外，學者張君勱曾撰寫《中國專制君主政治之評議》，以洋洋三十余萬言篇幅，對錢氏二萬言的《中國傳統政治》詳加批駁。（參照胡文輝《現代學林點將錄》）
錢穆對中國傳統政治的解釋並非完全出於常識缺乏，而是為了與自己保守的史學觀念及傳統優越論保持一致而曲解歷史。對於這點，李敖抓得很准。錢穆去世時，李敖寫了《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——為錢穆定位》一文，指出“錢穆的史學是攪成一團的產品，他似乎對‘本國以往歷史’太‘滿意’了，結果做了太多的曲解與巧辯”。（李敖：收入《李敖文集》，時代文藝1996年版）
三、晚年成蔣氏御用文人 奴顏媚骨幾近無恥
錢穆於1949年南下香港，創立新亞書院，以教書為業。蔣介石得知後，屢次派人前往香港，邀請錢穆赴台，但一開始錢穆並未下決心定居臺灣。隨後的幾年，錢穆在臺灣有過短暫的度假和演講活動，受到蔣氏父子的熱情接待。
多次“盟主恩招”，盛情難卻，錢穆最終於1967年來臺灣定居。在蕭政之的建議下，他選了臺灣東吳大學左近的一塊地皮，決定蓋房子。蔣經國知道後表示，建房子的這筆錢不能讓錢穆先生付，應該由“國家”來付。蔣經國將這事告訴了蔣介石，蔣介石更是堅持要政府撥款為錢穆建房。
受到“總統”如此禮遇，錢穆受寵若驚，此後發表了大量歌功頌德的文章。在《蔣總統七十壽誕》中，錢穆將蔣介石捧上了天，說其“實開中國歷史元首傳人曠古未有之一格”。在《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》中，錢穆更是極盡對蔣公的誇讚能事，說蔣介石“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……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，所以必由公勝之也。”
在《蔣總統與中國文化》中，錢穆將蔣介石奉為“可當我民族文化傳統之代表”。在《屢蒙總統召見之回憶》中，錢穆寫下了蔣介石去世時自己的感受，“內心震悼，不知所措，日常閱覽寫作，無可持續，惟坐電視機前，看各方悼祭情況，稍遣哀思。”很難想像，如此奴顏媚骨的文字，竟然出自一代大儒錢穆的筆下。
類似的文章還有十幾篇，如《一位高瞻遠矚的政治家》《蔣總統的哲學思想第一講》《故總統蔣公逝世三周年追思》等。這些文章收錄在台版《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》第十冊，由臺灣素書樓文教基金會於2000年出版。
最早將這些醜事揭露出來的是李敖。在《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》中，李敖對錢穆的這些文章很辛辣地評論道：“肉麻兮兮，已是全然無恥，知識份子反動到這步田地，真太令人失望！”李敖指出，成為蔣介石的御用學者，是錢穆一生最大的敗筆，他有成為一代儒宗的機會，可惜因為倒向了統治者的懷裡而沒做成。（李敖：收入《蔣介石研究》，華文出版社1988年版）
雖說李敖批評略顯尖刻了些，但錢穆拍蔣介石馬屁，依附蔣氏父子卵翼卻是不爭的事實。無論出於特殊的時代背景考量，還是出於所謂的錢穆與蔣介石私交的考慮，這種行為絕非有獨立人格的知識份子該做的。如今臺北的錢穆故居素書樓上掛著一幅對聯，橫批是“一代儒宗”。僅就錢穆與蔣介石的一段公案來看，這個橫批還是拿下為好。
結語：
錢穆與他所處時代的學者一樣，都有著強烈的時代印記，我可以抱著“溫情與敬意”的態度去理解他的史學觀，但錢穆為專制辯護，這是決計不能被贊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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